（沈纪鸣 ·2008-09-05）     

我这大半辈子，虽然在青春少年时代，也有几年很穷过，但是从小在祖父传统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教育下，并不对金钱有特殊的喜好。

下面说几件我与金钱的小故事。 

1、在1994年的时候，上级就让我享受了年薪制，当时我们单位就我一人。

在此之前，我和书记以及周围几个人，工资差别不是很大，实施年薪制度以后，我一下子就等于他们的2 ~ 3倍了。这让我很难受，于是，连续5年，我每年都拿出相当一部分来，一方面给机关里协助我工作最得力的一些人发红包，另一方面给船员们过新年时，搞个聚餐和娱乐活动。

当时，有人劝我不要这样，因为这是合法收入，而且有的单位领导还搞灰色收入呢，我不搞已经是很不错了。但是我不这样认为，因为我觉得，单位工作是大家一起干的，我可以多拿一些；虽然我主持工作，但是不能与大家差距太大，这样我的心理才能平衡。

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做了，一直到5年后，大家收入水平都上来了才停止。后来上级组织部门知道了，问我是否真有此事？我只是平淡地回答说：“我不图什么，我只图大家在一起，都能心情愉快地工作而已！不希望有人因为待遇差别太大而影响工作情绪。”

现在我退居二线，与在岗位上的同级别的同事，收入差距也有2 ~ 3倍，不过是我低了，有的甚至更多。有人劝我向上级领导反映，毕竟过去我的业绩贡献有目共睹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。

我觉得，即使反映了、调整了，也是不大的幅度，反而有碍我一生的清白与名声，所以不值得。再说与普通员工对比，我应该很满足才是，所以我心态很平和、平淡，很心安理得。 

2、1998年，单位救助了一艘在风浪中遇险的500吨级的小货船。按照规定，海上救人不收费，但救船则必须收费。于是我们按部颁收费标准，向对方提出了近6万元的救助费用。

那是一艘私人借高利贷合资经营的船，这次海难让他们濒临破产。于是，两个船主拿着大约1万元现金，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企图行贿我而减免救助费用。

我拒绝了，这时候，其中一个人哭着跪了下来：“领导救救我们吧，我们家里还有老老小小一大堆人，实在没钱啊！”其情景真是令人不忍目睹。

我把那个男人扶了起来：“我们收费是按照国家的规定，你们有困难也是事实，让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怎么解决吧！”

“至于这些钱，我是不能收的，因为我还要再干十几年，而且退休以后政府还会继续养我，假如我收你的钱，可能导致我以后失去工资和退休金，那可是等于你手上钱的100多倍哦！所以这亏本的买卖我绝对不会做，你们说是吗？”

其中一个人说：“我愿意对天发誓，保证不会说出去！”

我回答：“我相信，但是‘鸡蛋没缝也能出仔’，万一出事了，我也有一家子可能没饭吃哦，请你们谅解！”

后来，经过请示上级，我们放行了他们的船。而他们拿出了据说是所有的钱，经过财务点算共2万元多，当时我让财务把尾数退还给他们作生活费，其余的打了一个“欠款条”。

不知道他们回去以后，是否能够东山再起，我祝福他们！ 

3、在90年代，我们单位经常拖带中国制造的驳船，到日本和东南亚国家。

当时，福建沿海的偷渡潮很盛行，而且单位的码头，就处在闽江口的一个侨乡，有许多人都在设法向外跑。

有一次，当地一个名人找到我，他跟我说：“假如在边防人员联检以后，起航以前，你们不组织内部再搜查，那么我每出去一个人，就给你提成2万元，一般每次打算夹带10 ~ 20人左右，万一出事保证与你无关。这样一来，你一年可以收入100万元以上，几年以后你就是千万富翁了。”

可是我知道，当时日本的规定，是一旦发现偷渡，要没收船舶的，我决不能冒这个险。再说，我的责任使我不允许这样做。君子爱财，也必须取之有道啊！

我告诉他：“我相信你的保证，我也相信你可能跟我的某些部下，达成了私下协议。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的船每次出发前，还是要严格进行再检查的，这是我们的规矩，不能改变的，而且我的绝大部分部下会严格执行的。希望你们另外找门路吧，我祝福你们！”

那人只好说了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话，怏怏不快地走了。 

4、我离任以后，由于后任的小金库被曝光，连带引发了我任上的问题，引起上级纪委的注意，更引发当地的区检察院介入。

从上海总部来的上级纪委查过以后，了解了我在任的时候，只是数量很少、很有必要的一些帐外款项（所谓数量很少是与其它单位相比较而言），主要是为了开拓商务的开支，而且进出帐目和经手人都很清楚，换句话说符合当时的潜规则，因而没有多少批评就准备结案。

但是，当地的区检察院却紧追不放，首先他们介入后把我后任的钱全部没收了，所以一定要找出问题，才能名正言顺地没收。

其次，因为我们是中央部属的单位，而且牵涉到前后几任的处级干部，假如查出问题，那可是一个突破，是可以作为一个特别的政绩的。而且他们认为尤其是我，担任了近20年的二把手和一把手，一定会有问题的。

我告诉他们：“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我长期担任领导职务，在经济上可能会有一些错误，但那只是属于写个检查、最多记个过这样级别的，决不可能有犯罪的事实。因为我的事我自己最清楚，如果你们不相信，可以广泛深入调查，但是你们最后会知道那是无用功。”

那些人不相信，前前后后调查了一年多，不但大量调阅了我们的许多历史资料，而且调查了我们单位和协作单位的大量人员，但是最后不了了之。

当时他们甚至把我们的一个财务，无合理的理由地关了很久（因为一句错话和一个小错误），当时单位其他人为了自保，都不敢吭声。但是我坚决地向他们提出抗议，而且针对他们的蛮横无理态度，我还拍了桌子。

上级纪委有人劝我不要这样，因为可能引起他们报复。但是我不以为然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把柄，不需要害怕。

当然，一年半以后，即在我退居二线2年多后，我和我们单位的后任领导，分别被上级记过了一次，有人说那是出于当地区检察院的要求，也许那就是报复吧！

虽然挨了处分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庆幸。试想，假如当年我有一念之差，在这次如此大规模的调查稽查中，我还能逃得过去么？弄不好后半生将在牢狱中渡过哩，因为我身边的同事中，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—— 17万元 = 8年！

（沈纪鸣·2008-09-03）

（续接上篇，点击打开）

笔者在上篇中，阐述了笔者自认的人治、法治和德治的定义，认为人治就是专制，法治就是精英治理，而德治则是民意决定政治，即民/主政/治。

现在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。 

中国的皇朝历史，主要的是实行人治；民国时期，也依然是人治。1949年以后，毛时代仍然是强人政治，是“大权独揽、小权分散”，这是事实而无须争辩，尽管表面上不是这样。

邓时代，已经起了一些变化，尽管有人撰文说（熊××）叶帅讲过邓太擅权，但是他至少表面上不当头，搞最高领导人退休制，而且大事有“8老”共同参谋决断。不过邓仍然留下很多人治的痕迹，比如处理许多大事比较武断，比如离职后仍然指手划脚，比如指定更换接班人，等等。

江时代，人治的痕迹已经很少了，仅仅是一个“核心”作用，仅仅是“重要思想”经常被宣传而已。应该说，他依靠的是整个精英集团在管理，基本上没有个人说了算，更没有指定接班人。而且在这时代，出台了很多的法律。

现在的中央，笔者认为确实是集体领导，即精英政治、专家治国，而绝对不是被攻击的那种“独裁”和“专制”。举例说，有消息指出，下一代的接班候选人，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、征询和投票来决定的，而不是由现任领导人个人来指定。这在中国历史上，可以说是一个突破，只不过是在内部操作，而不是公开的举行。

所以笔者认为，改革开放的30年，中国已经完成了从强人政治向精英集体政治的转变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，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进步。

假如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就是和美国一样的“民主”了。因为美国也是精英选举总统，而不是全民选举。但是美国是公开的，而这些选总统的精英“选举人”，本身也是选举出来的。美国是介乎于精英政治与民/主政/治中间的模式，尽管实际实行中有可能转变成为寡头政治。 

前面说的是中央，但是在地方，情况则不是很理想。地方上虽然书记和副书记、政府首长都由上级决定，但是在工作中，却基本是书记一人说了算。尽管有许多表面的制度，好象是集体领导，但事实上就是“一把手”政治。所以地方更应该进行改革，需要彻底废除人治的落后和弊端，跟上中央和时代的潮流。

笔者认为，在省一级，目前仍然适合由中央指定，因为中国太大，而且分裂主义和地方主义比较严重。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，独立初期的叶利钦时代，相当于中国省一级的地方也是搞民选，产生了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，所以普京上台后不久改为中央指派，情况好转了很多。当然在这一级以下，仍然继续搞民选。俄罗斯的经验教训，值得中国借鉴。

而在省以下，笔者认为，为了建立和谐社会,为了有效地反对官员腐败、反对政府与民争利，为了有效地制止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局面，为了让人民尽快摆脱贫困，有必要实行地方自治，让民众自己选择政府管理人员。这事可以通过在沿海比较富裕的地方开展试点，然后逐步推广。

如果能够实行这样的改革，那么，在自治的地方和中央及指派的省之间，必须划分权利和责任，而且除了必要的之外，中央管理的事越少越好，比如仅仅限于国防、外交和国家税收，制定法律和重要政策，以及超出地方能力、需要中央和省进行协调和集中的东西。但是定了以后，就不能轻易改变。

为什么必须先在富裕的地方先开展试点呢？因为人只有在衣食无忧、并且受过一定的教育以后，才有可能有心情、精力和能力，参与到公共政治里面来，这是为理论和事实所证明的东西。

很难想象，当人吃不饱、穿不好、住着漏雨的破屋，而且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，会有心情、精力和能力参与政治。前几年搞乡村选举而没有很大效果，就证明了这个道理。在笔者祖籍地，一张票300~500元就可以搞定，甚至穷一点的村，100元就可以了，而且普遍如此。

所以，实现民主或者说德治的关键：

第一在于绝大多数人需要脱贫，让社会形态从 M 型变为橄榄型，即由贫穷人民占多数变为中产阶级占多数；

第二在于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要普遍提高，至少应该实行真正的、普遍的高中免费和强制教育。要让人民具备对政治现象和政治人物，独立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；

第三在于舆论监督必须真正地放开，舆论控制必须仅仅限于明显的违反法律的行为，而不能无限扩大化，不能禁止人民谈论政治或发表不同意见。

上面三点没有实现，就是民主了也是不好的民主，看看第三世界的那些民主国家吧，哪一个是成功的！而比较成功的民主，比如欧美、日本、韩国以至于台湾，都是在经济腾飞，人民普遍富裕以后，才实现民主的。虽然近看韩、台在民主初期，都有领导人贪腐的事件发生，但是这个机制和社会基础，决定了这样的贪腐必然被揭露出来。 

关于法治，当前最需要的还是“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”，要排除地方首长和有权有势的官员干预司法，要制止司法的腐败、司法与金钱的交易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司法独立、严格执法；政治不干预司法；司法受人民舆论的公开无限制的监督。

当然要做到上述这些，民主也许是个很好的办法，但是在民/主政/治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，是否能做到呢！香港和新加坡都不是西方意义上规范的“民主”国家和地区，但是却做到了政治清廉和以法治国。大陆的毛时代，台湾的小蒋时代，一样地做到了清廉政治，虽然没有以法治国。

所以笔者坚信中国也可以做到，关键在于领导人是否有决心、实行严格严厉的法治，并且有可操作的、合适合宜的措施和手段，而且舆论监督必须放开。也就是说，消除腐败、建立法治社会，需要整个环境的综合治理，而不是靠一两个机构或一两项法规，或者靠报纸宣传一些套话就能解决的。

除此之外，立法的过程也必须广泛征求社会意见，要改变目前的立法仅仅是在少数人中间徘徊的现象。更重要的是立法的基本立场，不应该是以政府利益为主，更不应该是以部门利益为主，而应该以国家的整体，特别是应该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。

法治的道路是漫长的、过程是曲折，但是一定会向前发展的，这是历史的趋势。 

但是仅仅是法治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有德治，即以民意来决定政治，其实这也是世界的潮流。

以案件的判决为例，可以看出三种治理方法的不同：封建社会是县官（或府官等）判案，个人说了算，凭的是个人判断和良心；法制社会是法官依据法律来判案，律师依据法律来辩护，比如现在的法院，当然在有的国家里，暗中会有其他政治干扰；而美国现在的制度，就更先进一些，由陪审团来决定。

所谓陪审团，就是一些抽签选取出来、对案件判决作决定的一群美国普通公民。他们法律知识不多，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和日常伦理，来对案件作出判断，这就是由民意来决定。而法律、法官和律师在这里，只是作为辅助的作用。

在社会政治中，这种德治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，是法治的提高，而不是超越法治的阶段。假如超越法治的阶段去搞民意决定一切，很可能陷入混乱，陷入个别野心家的花言巧语之中，让民意变成了野心家可以操纵的东西，这是有历史教训的。

所谓德治的意义，还在于让法律的出发点，不能仅仅限于精英的立场和利益，法律必须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，法律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，并兼顾少数人的利益。同时，法律必须随着民意而修改和完善。

 （沈纪鸣·2008-09-01）

人治、法治和德治，都是政治体制的一种制度、方法或者手段。所谓的“治”，在这里作治理、管治或者政治来解读。

“人治”在这里可解读为由个人说了算，是一把手政治，其本质是专制，是独裁。

“法”是成文的规定，是由精英制定、修改和解释的东西。“法治”，是根据“法”来治理，其本质上是由少数精英管理政治，即精英政治。

“德”是社会公众公认的行为准则，或成文或不成文。所以“德治”，本质上是依据民意来治理，是民/主政/治。

下面展开来谈。 

在历史上，封建皇权之下，是典型的人治，尤其是“暴君”，更是一个人说了算，听不得别人意见，是绝对的独裁专制。当然，开明的君主，也会听周围人的合理意见，但是决定权还是掌握在他自己手中。

现代世界的强人政治，也有类似现象，比如德国的希特勒、苏联的斯大林、中国的蒋、毛。

人治不一定都办坏事，有时候也办好事，尤其是那些心怀强国富民之志、同时也善于听从别人意见的强人，成就了许多“盛世”，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。

但是，人治更多地是违反大部分民众的意愿，而且一旦出了坏的掌权者，或者好的掌权者年老糊涂时，作出一些不好的事来，人民则无法制约，只能在被迫的走投无路时，用暴力反抗来推翻之，因而会造成社会的大倒退。当然有时候，会出现政变改变这种情况。

人治是封建思想的残余，历史走到了今天，人治已经可以、而且也应该退出舞台了。

由今天的中国也可以看出，几乎不受约束的一把手现象，是许多腐败得以猖獗的原因，是应该早日设法改革掉的东西。 

法治曾经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利器，总体来说是比人治进步的东西。

一般来说，“法”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，而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统治集团，总是占人口的少数。虽然也曾经一些有自称是多数人阶级统治的例子，或是挂着这主义那主义的，但是认真分析，总能发现其本质上还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。

少数人统治，是比个人统治要进步一些的；而真正的多数人统治，则是一个遥远的理想，也许将来的将来，会有可能实现。

少数人统治的时候，如果能顺从民意，如果其中的掌权者是理智的，则可以促使社会进步。但是，假如这些人只考虑统治集团的利益，而无顾及地夺取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，这社会就要发生倒退、甚至动乱了。

因而好的精英集团，即理智的、能考虑统治者长远利益、因而懂得与民修养生息的精英集团，与坏的精英集团、只懂得自己即时利益的精英集团，他们所制定、修改和解释的“法”以及政策，是很不一样的。这些我们可以从现实中，看到很多很精彩的例子，笔者就不一一例举了。

前者可以得到民众的拥护，社会和谐向前发展；而后者则造成大多数民众怨恨甚至反抗，以至于酿成动乱。

但是，因为是集体掌权，因为有约定成文的“法”，虽然还是占人口的少数，但总比个人掌权，纠正错误的机会多一些。

也就是说，法治一般地比人治要进步一些，当然还要靠好人掌权、好人制法执法。但是法治或精英治理，一旦出现大问题，比如精英转向谋取集团私利，而不为大众谋利益，除了实行暴力革命、除了统治者内部产生有影响力的明君清官外，民众是毫无办法的。

因为所谓的精英，有的是自封的，有的是在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，但是往往不是绝大多数民众认可或选举的。精英是人类的精华，但不一定是人类好的绝对的统治者。所以精英统治必然需要进一步的过渡到民/主政/治。 

德治是什么？就是以德治国。其实从孔子时代就讲这个了，但那些所谓的传统道德，归根结底，还是上等人推崇的、统治者认可的那一套东西。在现代社会，那些东西很多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了。不管那些道德如何包装，如何冠以什么主义，如何强调是为民作主，都不能改变其本质。

笔者在这里作一个的定义：所谓道德，就是当代社会公认的、好的社会行为准则。

但是这“公认”的范围有多大，有各种不同的认知。而现代的“公认”，一定要以现实的、现在的、绝大多数民众所认可的东西作标准。也就是说是以绝大多数民意为标准。少数人认可的东西，无论说得多好听，都不能作为道德的标准。

而所谓“好的”，就是要符合国家或民族的利益，符合这个国家或民族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，同时还要适当照顾少数人的利益，照顾个人的发展空间。

所以德治从本质上说是民主政治。前几年，前核心曾经大声提倡以德治国，但是最终不了了之，原因就在于没有抓住本质，没有把道德（特别是政治道德）与民意联系起来，没有把民意作为道德的唯一标准！。

只有主流民意认可的道德，才是最实在、最有生命力的道德，也是社会必须采纳的标准；少数人认可的东西，包括唯有统治阶层认可、而民众不认可的东西，大部分将随着历史进程而消失。也许会有个别的特别有生命力、将来会发展成为主流，但那是将来的事，现在不能用作标准。

当然道德有它的延续性，比如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，许多延续到今天仍然有效，比如尊老爱幼；但是也有一些已经不适用了，比如三从四德。

今天的社会风气，必然影响着现代人的道德标准，而社会掌权者、主流人物和明星的言行，以及媒体的言论，也在影响着社会风气和民意。因而这些人比普通人，也更有责任用“好的”标准，推动、引导社会风气的净化。

尤其是，我们要大力提倡言论自由、舆论开放，只有在言论自由、言者公平的环境下，正气才更容易得以伸张，因为在公开的场合，人心总是以向善为主流，这是多少事实所证明的真理。所以笔者认为，舆论自由、言者公平、言论公开，可以使社会风气好转。

反之，则使社会风气越来越坏，因为在封闭的场合，私欲往往会战胜公理，社会良知在这种场合下也会沦丧。而在言论控制、禁止百姓谈论政治（特别是禁止谈论与政府不同的意见）的情况下，就只能是少数人说了算，因此这少数人的好恶便决定一切，并且少数人的标准可以不必公开，其实还是封建的专制和人治。

说到底，政治原本就是民众自己的事，必须让民众参与发表意见；而把民众排除在政治之外，变成政治上绝对服从政府的动物之做法，无疑是反历史潮流的。 

人治、法治与德治，并不能截然分开，只能说以那种制度为主，其它为辅。

比如法治也要靠人，在电视上我们常常看到，同样的法律，歪嘴律师往往可以强词夺理，造成冤案；在现实中，也有很多的执法者知法犯法，但却能逍遥法外。

比如德治，也必须需要法律，不然很可能众说纷纭，议而不决，没有程序，没有效率。

人治、法治与德治这三者中，后一种是在前一种基础上的进步，它包括了前一种合理的东西，而不是对前者的排斥。同样，它们的进步有一个过程，不能跳跃前进。当然我们可以人为地促进，但也必须在符合规律的基础上促进，不然历史一定会惩罚补课的。

（未完待续，请看下篇）

（沈纪鸣·2008-08-30）    

上午， 坐在电脑前上网，楼下一个大约3 ~ 4岁左右的小孩哭闹不休、声嘶力竭地足足搞了有40分钟。那带小孩的爷爷，用尽浑身解数，又是打又是骂，又是哄又是骗，还买了很多吃的东西，就是不见效。最后另一个邻居老太太来，才终于止住了这场闹剧。

一方面吵闹引起了笔者的心烦，文章也读不下去了；另一方面，我觉得，这老先生也许从来没带过小孩，怎么就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呢？

为此，笔者想谈谈我们曾经的带小孩经验。说“我们”是因为这经验更多的是太太总结的，我只不过作了补充，虽然有些是关键的补充。

我们只有一个小孩，笔者母亲当年长期卧病在床，父亲当时还在上班，自然无法帮忙；而岳母早逝，岳父当时亦在上班，也无法帮忙。

而笔者长期在外工作，很少在家，虽然请了保姆，但是当时我们经济非常紧张，自然也无法请到很满意的。假如太太不是“治女有方”，真不知道这个家会怎么样呢！说到这里，我还是要真心感谢太太！ 

第一、小孩哭闹，往往是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的。比如摔倒了，就要求大人抱和哄；比如要玩不适合小孩玩的东西，大人不同意就哭闹，等等。

无论此要求是否合理，只要发生哭闹，就要把她放在一个周围安全的环境里（预防出现意外），然后大人走开不理她。或者干脆拿本书坐在那儿看，任她哭得天翻地覆，我自岿然不动。

这样一来，小孩看到无人理睬，就会慢慢地不哭了。因为哭是一种表演艺术，是要让人看的，当大人反映激烈时，只会哭得越来越起劲；假如你不理睬她，她的表演就失去效应了。

重要的是，通过这样的做法，形成习惯，小孩就会逐渐知道，哭闹是无法解决问题的，如果要得到某种东西，只能通过平静的方式向大人提出，而且无论大人是否同意，都不能通过哭闹来解决问题。

而且更关键的是，家里大人态度要一致。切不可有人心疼了，改变了态度，不然则前功尽弃。往往很会哭闹的孩子，要么是来自心太软的单亲家庭，要么是有个心太软的爷爷或奶奶。

第二、如果小孩是无故哭闹，就要考虑是否有毛病，因为小孩不会清晰地表达，身体不舒服，往往通过哭闹来表达。

这时候，就要细心地观察，比如是否因为尿湿内裤引起难受，是否蚊虫叮咬引起骚痒，是否饥饿引起难忍，有没有发烧拉稀，或者有什么毛病，观察清楚后对症下药，哭闹自然解除。随着小孩语言能力的加强，要告诉他懂得使用正确的表达方法。

这种观察能力，第一是要细心，第二是要学习，第三是靠经验。

第三，特殊场合使用特殊办法。比如有时候，小孩子半夜三更哭闹，那时候我们居住环境不好，闹起来影响左邻右舍，这时候就要有一种果断的、有效的办法。

当然首先要判断是否有病、或有什么特别难受，如果没有，接着是先礼后兵，即哄的办法可行时，尽量用哄的办法，即使这代价比较大，或者方法不太妥当，也只能为了止哭而不得不用；实在不行必须武力解决时，要在不造成永久性伤害的情况下，有足够的力度，要让他能记住很长时间。

但是这些方法不能常用，也就是说，不能作为正常的手段使用，否则后果不好，甚至后患无穷。比如今天那老太太用哄止住了那小孩的哭闹，虽然有效，但却不可常用，以免形成习惯，动不动就要靠哄来解决问题，而长大以后骄横跋扈。

用打的办法更不行，笔者是坚决反对的，因为打一般不能让小孩懂得更多的道理，更突显父母的无能和暴力倾向，只能用于极为特殊的场合和用途。比如我的闺女从小到大，就打过两次，但是其中的一次，却让她几乎记到现在。 

人生在世，处处有学问，需要细心观察，需要好好学习：向书本学、向先进者学。还需要自己用心分析研究，将别人的经验与自己的情况相结合，找出事物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切不可骄傲自大，自认为生活小事不需学习，凭着聪明就可以无师自通，假如是这样，不出问题是不正常，出问题才是正常的。

切不可意气用事，随心所欲。工作需要计划，生活也一样需要计划；工作需要学习，生活也一样需要学习；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

切不可没有意志和毅力，一旦一次无法解决问题，就选择逃避或躲避，听之任之任由问题扩大，以至最后酿成不可收拾，或造成永久性的不良后果。

切不可小看日常小事，因为小事不处理好，家庭后方不稳固，一个人是无法安心做工作做事业的。

工作好事业好，不算完整的好，必须要同时家庭好，才是合格的好。同样，事业成功也不算真的成功，培养好接班人，培养好下一代，才是真的圆满完美的成功！

目前笔者闺女已经结婚，因为女婿是南下的北方人，所以计划不久的将来，购两套相连的新住房（当然要放弃现在的住房喽），与我们既分开、又联合地住在一起。

所以我们必须学习、如何与成家了的下一代，平等和谐地相处，还要研究三代同堂怎么过日子。虽然可能会出现矛盾、或者是摩擦，但笔者相信，只要我们虚心学习、认真研究、共同努力，一定能找出好的办法来，让我们的大家庭过得幸福！

（备注：照片来自网络。据说第一张图的主角，是一个牺牲的自愿者，祝福她在天堂一路走好！）

（沈纪鸣·2008-08-28）

	北京奥运会闭幕之夜，澳大利亚篮球女明星劳伦·杰克逊，深情拥抱中国篮球男明星姚明，令笔者看了欷嘘不已！ 《长相思·杰克逊的拥抱》    眼含羞，    泪水流，    偶像姚明双手搂，    望君张靓眸。    怨神州，    恨初秋，    今夜别离千古愁，    此情一世留！
	德国选手马蒂亚斯·施泰纳在北京奥运会上，勇夺男子举重105公斤以上级的金牌，在当天领奖时，施泰纳举起了亡妻苏姗的照片，表示这块金牌是献给苏姗的。 《虞美人·施泰纳的金牌》    春秋冬夏知多少，    真爱心中表。    亡妻遗照伴征程，    举重巨人今日见天明。    金牌在手双眼热，    泪水胸前落。    高歌一曲献苏珊，    来世再为情侣似鸳鸯！ 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新韵）

感谢著名网易写手静茶淡雅、诗词大师冶超、诗词高手斯云的赠诗赠词：

斯云《长相思(和纪鸣兄)》   难开口，    泪先流，    鸟巢相见竟忘羞，    望穿深深眸。    心含柔，    意未秋，    轻语心意满腔愁，    抱君情永留！	静茶淡雅《无题》    相见时难别亦难    深情一抱泪偷弹    流盼眼神离人曲 今宵一别宿梦寒       冶超《都是泪》    浪漫粉丝芳泪流，    深情一抱盖全球。    金牌力士滂沱泪，    两界茫茫慰志酬。

（沈纪鸣·2008-08-27）    

中国的帝制时代，有两千多年，其间，朝代更迭频繁。而其中有许多朝代，亡于中央财政缺钱。

于是乎，当朝庭遇到缺钱时，中央政府就想方设法地找钱，如果能顺利地找到钱，政权便得以延续；而如果横征暴敛激怒了人民，引发了反抗或者起义，那反而加速了改朝换代。

一般来说，改朝换代以后，新政权上台初期的做法，都是让人民“休养生息”，减少税赋，从而达到了巩固政权的目的。

这样的历史，我们在读史书的时候，是屡见不鲜的。 

改革开放的初期，政策以改善民生的“富民”政策为主，比如允许农民分田单干，允许城市无业人员搞小买卖，允许技术人员当“星期日工程师”，允许乡镇办小型企业，允许国有企事业办第三产业等，得到了几乎全民的拥护。

因为人民受够了“当掉裤子也要搞原子弹”的生活，不满足于吃不饱饭，人民大多数是面黄肌瘦的日子；不满足于生活必需品短缺，要用票证限制购买的现实。

然而，由于更多地“放权让利”，中央财政便更加紧张起来，同时地方政府也不轻松。于是乎，大约在90年代初期，以分税制为标志，政府改行以“富国”为主的政策。甚至于为了减轻中央财政及地方政府负担，不惜将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大量下岗，不惜将医疗、教育、住房等原本由政府负责的部分，统统推向市场，让老百姓自己去“买单”，形成了新的“三座大山”。

在号称“经济沙皇”的那位领导，铁腕执政近两届后，我们看到，中央财政显著地宽裕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宽裕；同时地方政府收入也多了起来；另外，各项大型的基础设施有大规模的进展，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很好的条件。此外，公务员也多次加了工资，“当官不发财”、“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”现象得以根本扭转，等等。这些，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大功劳，而且，他也是被公认为勤政廉政的人。

但是，与此同时，工人下岗、农民工收入增长缓慢、环境污染严重、资源衰竭，以及人民看病、读书、住房难，则是当时及以后政策的严重的后遗症、并发症。

还有的副产品是：官员腐败的普遍化、高层化、深入化，“官产学铁三角”利益集团的形成，金融卖国或者说交学费的代价十分惨重，贫富两极分化成为世界第一。

在这过程中，由于政府与民争利，推行了“亲商”、特别是“亲外商”政策。在民众与资本发生矛盾时，政府支持资本；内资与外资发生矛盾时，政府支持外资。

这样一来，我们看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，在全世界无论是民主国家、还是专制国家都没有的现象：政府动用武力（城管）对付老百姓的街头摆摊做小买卖的行为；动用武力（公安武警）对付不愿意搬家的人民；在“黑社会”从中国消失30几年后、在一些官员口中，变成了遍地开花的群体事件的根本原因……。 

就这样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悖论：本来为了巩固执政地位而实行的富国政策，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权的基础。

具体表现在：执政党和政府，不但失去了大部分底层民心民意的支持（表现为人民群众中的仇官仇警仇富心态、向往国外生活等），而且失去了多数政、商、学各界精英的信任（表现为官员商人学者精英们，争相将财产亲属转移到国外）！

可以说，现在的党和政府，除了手中掌握大量财富，掌握武装力量指挥权外，官心、商心和民心，甚至军心都丢了（基层军人官兵成了“穷当兵的”）。仅仅依靠那些口头的表面的拥护表态，是不能说明问题的。

而世界趋势表明：现代的政府，不能仅仅依靠“血酬定律”来执政，民意的向背，才是稳定执政的基础啊！

其实，富国与富民本来并不矛盾，欲富国必先富民，民不富何以富国？只有人民有钱了，并且是不但是生活好过了，而且有钱投入再生产（也包括子女教育），才能造就政府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源啊！这是最明显的道理，小河没水哪来的大河满，没有涓涓细流、哪有涛涛长江呢？！

假如不顾人民是否能够留下发展再生产的能力，不顾人民是否能够维持生存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，搞杀鸡取卵式的搜刮人民的财富；甚至为了政府的一时富裕，吃光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、耗尽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矿产资源，那么，民族的衰落、国家的衰亡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所以笔者认为：创造或者改造一个使国民都能富裕的环境，首先是人民能够富裕的环境，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。要让绝大多数人民成为中产阶级，让人民能够衷心拥护政府的治理，万众一心维护社会的稳定，要让目前的 M 型社会，转变形成橄榄型社会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

当前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贫富分化极为严重，社会阶层矛盾极为激烈，群体或暴力事件层出不穷。其根源也在于政府与民争利、并且手段粗暴，并仅仅靠培育少数主流精英，帮助政府致富和维持秩序；还在于部分富豪财富来源不当、并且为富不仁，当然也有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传统思想。

假如政府对此处理得较好，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，那么国家与人民致富的过程就比较平顺。假如处理不好，就有可能陷入动乱、甚至引发外国干涉和国家分裂。

根本的一条，就是要让人民首先富裕起来，政府必须要让利与民，并且要真做，有具体有效的措施，而不是在嘴上说说、报纸上讲讲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都不可能重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了。

要知道：民心最在意的，是民生水平的升降；民意最反对的，是官员的腐败与卖国。

（沈纪鸣·2008-08-25）   

在网络上、在现实中，都有一部分人，有的出于对西方民/主政治的狂热崇拜，有的出于对中/共政府的刻骨仇恨，也有的为了某种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，在起劲地鼓吹推翻“中/共暴/政”，建立“民/主政治”。他们天真地认为，这种做法一定会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。

可是笔者要告诉他们：你错了，假如你实施推翻中/共政权的行动，最大的反对者就是美国政府；换句话说，美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最大支持者。也许89风/波以前不是这样，但是在如今这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
可能读者要问，此话怎讲？且听我慢慢道来。 

1、美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：鉴于历史和现状，唯有中共才能稳定和控制中国大陆。除此之外，还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有这个能耐。

假如中共政权被推翻，中国一定会陷入混乱。中国内部乱到什么程度，对美国影响也许还不算最大，而最大的影响是：可能会有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难民，形成有史以来全世界最大的偷渡潮，涌向以美国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，造成世界秩序的大混乱。

也许有人说，那苏联共产党不是倒了么，为什么没有难民潮呢？中国不比俄罗斯，俄罗斯地广人稀，资源丰富，想跑的人很少。而中国人太多，资源太少，目前是中共政府严格的控制而没有难民，但是，人民却有很多是想跑的。笔者家乡附近一些沿海县市，那里的农渔民，几乎人人想去美国。即使是有生命危险的偷渡，也有不少人愿意借每月两分半的高利贷，花7万美元参与其中哩！

美国虽然自诩为“世界警察”，但假如发生这样情况，他能应付得了么？不能！所以任何一个有头脑的美国执政者，都不会允许出现这种状况。因此美国对于颠覆中国政府的任何行动，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打压。

举例来说：今年年初时，台湾的阿扁，试图将台独变成一种行动，美国政府比大陆政府还着急，想方设法地制止这种图谋。原因在于，假如公开的台独得以实现，一定会导致台海战争。因为假如不开战，大陆政府无法应对以军队为代表的鹰派，无法应对全国人民的愤怒火焰，很可能导致政权的颠覆。

而一旦开战，就有三种可能：其一是大陆无法达成目标，政府控制力大减，社会动乱而难民成潮；其二是把美国日本拖入战争，中国严重受伤而美国则元气大伤，便宜了俄罗斯、欧洲等霸权窥视者；其三是美国没有实质性出手，大陆解放台湾，美国退出东亚。这三种状况，都不利于美国，所以美国是坚决反对的。

而阿扁不懂得这道理，为了自己一时的利益，而一定要搞“入联公投”，结果在美国打压下未能得逞。而如今阿扁被瑞士揪出洗钱案，将导致其政治生命完结，甚至身陷牢狱，谁能说这不是美国的一种“杀鸡儆猴”呢？因为阿扁存款的美林银行瑞士分行，母银行是美国籍的。

美国人通过这个事件，含蓄地告诉台湾的政治人物：“台独嘴上讲讲可以，暗中悄悄做也可以，但是决不可以大张旗鼓地公开做！今后你们一定要乖乖地听美国的话。” 

2、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下，中国大陆每年都稳定地、持续不断地向美国输送巨量的经济利益，并协助美国维持世界秩序。

前不久，国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公开地说：中国“中央企业的改革，最大的收益者是美国投资人”，形象地说明了这个情况。中央企业可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啊！

现在中国每年向美国提供大量的廉价商品，这些东西，是在严重污染中国环境，大量消耗中国资源、使用最廉价中国劳动力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。可以说，是中国牺牲了自己，为美国人民的幸福做无私奉献。换句话说，除了中国，美国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国家和政府啊？

同时，按照美国政府的需求，中国把国库里的黄金，绝大部分存放在美国；特别是购买了上万亿美元的国债等各种债券，支援美国人搞建设搞享受。而目前其中约一小半，很可能将成为泡沫，这可是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摊上近5千元钱哪，美国政府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替代者？

还有在国际上，给美国政府的最配合的、最支持的也是中国政府。比如在朝核问题上的作为。试问，美国政府到哪里能找到这样一个既有能力、又特别能合作的政府呢？当然，有时也不够配合，比如在伊朗问题上。

假如中国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，最伤心的恐怕就是美国政府哩！所以美国政府一定会全力支持中国政府的生存和管理。

根据主流精英的解释，为了改革开放的成功，我们一定要取得美国的支持，一定要争取美国人的好感，所以向美国输送经济利益，是必要的措施和代价。再说，中国人多，分散到每个人身上，还是可以承受的，无非每人平均损失几万块钱嘛！否则，一旦美国不高兴了，不支持甚至故意捣乱，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成功，中国的崛起就会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。 

3、在中国政府中有相当多的官员为美国利益作奉献，而美国政府已经并正在加强对中国政府部分官员的控制。

目前在中国，有能耐的官员，都拥有美国护照、至少有居留证（绿卡）或其它西方国家的护照，这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，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国家是不允许的。其子女亲属，往往都在美国或其它西方国家定居或持有定居证，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子女。

曾经有一个调查，在某中央部门副部级以上的官员中，仅仅有1个没有外国护照、子女没有出国。这些事实说明，大多数官员已经是心向美国，而不相信自己的国家。有证据表明，这一类人，总数量有数百万人之多。

同时这些官员，大多拥有国外帐户和巨额财产，一旦有事，马上开溜，这已经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。而这些财产，往往是来历不明，或者是来源不当。以美国的情报能力，可以相信，美国不但掌握这些人及其亲属的生命安全，同时也掌握他们的财源，更掌握它们财产来源的阴暗面，进而可以有效地迫使他们听从美国人的指示。

其实，阿扁事件的曝光，也有警告中国大陆那些掌权的腐败官员的作用：“你要听我的话，为我谋利益，否则，阿扁的下场就是你的明天！”

除此之外，许多的富豪、学术精英、各类明星，也一样地拥有美国护照和美国帐户，一样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国政府安排。

还有，中国的学校强迫学生学习美国的语言 — 美式英语，并为美国大量培养输送顶级人才苗子；中国的国有企业强迫技术人员为取得证书而攻读英语，等等。把民族未来的精英导向了美国。

可以说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，有这么大量的各类主流精英向往美国，把财产和命运交给美国人安排。我想，美国人一旦想到这里时，一定会笑得浑身发抖！如此状况，能不让美国政府尽全力维护中国政府生存么！ 

但是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美国政府并不满足于现状，他们需要更深入地控制。因此他们还要不时地给中国政府找一些小麻烦，让中国政府不能安心地搞发展。

因为美国人相信，一旦中国发展起来了，就会想方设法摆脱这种困境，给美国霸权造成威胁。所以他要让这种不会死、也活得不好的状况继续延续着，因为这样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。

也许美国人还希望中国进一步分裂，但是它要的是和平分裂，而不是在动乱中分裂。因为中国太大了，潜力无限，美国害怕中国有一天挑战它的霸主地位。

美国人支持台独、疆/独、藏/独，都是这种心态的产物。但是它也要让这些东西，在美国控制下发展和运作，避免导致中国政府的失控而导致动乱。美国人肢解前苏联、前南斯拉夫，同样是这种心态的体现。

所以，希望所有的“左派”、“右派”们都要知道，从美国的利益出发，无论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变化，甚至中共改变名称，都不能改变美国的最终目标：把中国分裂成几个小国、并好好地管好自己的臣民，作美国的经济殖民地；而这些国家里的政党，都要象台湾的国、民两党一样，争相向美国邀宠。美国现在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在为这些作准备和等待时机而已。

放弃那些“美国支持我们搞民主”的幻想吧，那只不过是美国敲打中国政府的工具而已；真正的民主，应该出自我们人民自己的需求和力量，而向美国学习，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。看看中东吧，沙特是独裁，可是美国几十年与它友好；哈马斯是真正民选的，可美国却千方百计地想消灭它。原因就是“美国利益”在作怪。

笔者真心地希望，在奥运会结束以后，中国甩掉了这个包袱，可以轻装上阵。中央领导人一定要好好地部署，稳步地逐渐地改变这种状况，让中国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；让中国人创造的财富，造福于中国人民自己。

但愿意韬光养晦的血汗泪水，能催生出中华复兴的苍天大树，而不是扭曲成美利坚身上的几支小爬藤！

（照片来自网络）

（沈纪鸣·2008-08-23）   

当下的中国社会，经过文化/大/革命和改革开放、一左一右的来回双重冲击，几乎使全民族失去了主流的信仰；于是乎，大家都陷入了金钱拜物教的狂热之中，所有的理想和追求，最后都变成了一句话：“先富起来！”

笔者曾经痴痴地想：假如不是市场经济的超级扭曲，不是一切都被金钱毒化了的社会气氛；假如国家可以保障，所以愿意劳动的人，都能成为中产阶级，并给予竞争失败者和有特殊障碍而陷入贫困的人，衣食无忧的最低生活水平，以免除后顾之忧；假如公众舆论放开，人人都可以讲真话，社会正气得以弘扬，而不是假话、大话、空话、官话、套话横行天下，社会风气沦落；那么，正常的人生追求也许将是多彩多姿、百花齐放的。

那么这样一来，可能至少有以下几种的人生追求： 

1、对名节的追求。

这是传统的一种追求，把道德名节看得与生命一般重要。在“立功、立言、立德”中，通过前者的实现，进而向后者进化。换句话说，事业成功，报效祖国，为民做事，留下思想论著，都是为自己的名声增添光彩。

光宗耀祖、扬名天下、流芳百世，是这种人的终生目标。

2、对权势的追求。

有人很喜欢做大官有大排场的感觉，乡长不够做县长，市长不够当省长，就是做了首相，还想当开国皇帝。

当然，一个人的力量有限，做大事需要更多的人，而有权有势能够号召更多人听从指挥。所以，性格强悍的人，想做大事的人，往往都有对权力的特殊喜好，甚至有人说，权力是男子汉的玩具和最佳兴奋剂。

势是一种隐形的权，权是一种公开合法的势。有权有势是常常联在一起的东西。

差别的是，有权有势以后，是做好事，为国为民为事业，还是为自己谋取私利，或者欺压百姓，横行乡里。体现着一个人的道德素质高低。

3、对情义的追求。

有的人是性情中人，对感情特别在意。比如对爱情、亲情、友情，看得比一切都重要，作为人生的首要追求，也是正常的。

真的爱情，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，可以刻骨铭心、惊天动地、永世难忘。爱情往往与外貌有关，当然更与心灵有关，是对美的追求。也许这也可以称之为色，但情色不等于色情，色情是对情感的玩弄。

亲情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情感，有亲情才有家庭。父母的爱，是人类最无私的爱。有的人追求家庭幸福美满，老人尽享人生，子女成功有为，这是一种美好的追求。

人是群居性动物，所以人必须有社会交往。知心知音的朋友，肝胆相照，无话不说，情义感天动地，也是一部分人的追求。

4、对钱物的追求。

人的生活需要物质，而钱是物质的集中体现和符号，所以追求钱物是人的一种本能，无可厚非。问题在于，是把这种追求，作为一种生活和事业的必须和需要，作为一种手段性、阶梯性的追求；还是把这种追求进一步强化，甚至变成唯一的目的性追求。

另外，在追求钱物的过程中，是采用取之有道的君子之风，还是不择手段手段、放弃良心；同时有钱以后是低调生活、回报社会，还是显富摆阔、花天酒地；体现着一个人的人格道德的高低。 

5、对享乐的追求。

追求享乐，有身体感官刺激和心灵快乐两种。

吃喝玩乐嫖赌毒，都能给人体的感官，带来一定程度的快感，因而很多人乐此不疲。前几种东西，适度追求是很正常的，也是有益的，甚至可能成为美食家、品酒师、旅游家、娱乐明星。只要这过程是愉悦的。

但是过分了就不太好了，应该有个度。至于后几项，则是享乐的一种异常化，应该说有理智的人，不值得也不应该去尝试。

而追求心灵快乐，常常存在于帮助别人的时候、事业成功的时候，梦想实现的时候，这是一种高级的追求，属于自我实现的需要。

6、对创造的追求。

这种人总想创造、创新和超越，超越自己、超越前辈、超越别人。也许创造是为了扬名，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，也许是实现梦想，但是更本质的是，创造和超越是他的本性冲动。

平淡的生活，是他们所不愿意的，也是不耻的。这种创造与超越，可以是科学，可以是事业，也可以是人生。也许，其中的一部分人，当年龄大了以后，当能力下降了以后，当达到一定目标的时候，会转向追求守成，转向平淡。

7、对平淡的追求。

从小就追求平淡的人，或许是他的家庭教育造成的，但是这样的人很少。绝大多数的人，都是在某种追求得不到满足、或者达到一定目标后，转而追求的一种东西。

比如，文人求官不得，转而遁入桃花源当隐士；性情中人追求爱情不成，遁入空门削发为僧尼；一些人遭遇重大变故或人生挫折，从此不再有激情，等等。

还有更多的是，看到人世间的种种恶劣，认为自己不能在这样的竞争中胜出，或不值得去做，从此便变得与世无争；或者是年老体弱多病，则只求身体健康。

如前所述，人生目标一定程度实现以后，特别是年龄大了、能力开始下降以后，追求卓越的人也会转向追求平淡。

8、对复仇的追求。

假如你或你的家庭，曾经遭受奇耻大辱、有着深仇大恨，那么你可能会追求复仇，甚至作为一生唯一的追求。无疑的，这种追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，是符合人的本性的，是无可指责的。

也许，当你经历了某种震撼之后，或者你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，你会把这种复仇的行为提升：你不再以把对手整垮为唯一目的，你会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跨越，远远地超过对手，让他仰望莫及，这时候，你会有一种胜利者的快乐。

一些贫穷人家的孩子，家长往往会教育他：要争气要努力，将来混出个人样来让爹妈长脸，让歧视我们家的人知道！其实，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复仇心理。

还有对于长寿的追求，对宗教的追求，等等。 

人生的追求，与他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很有关联，与他生活的环境有关。其中，10到20岁为理想追求的形成期，20到30岁为成熟巩固期。在这期间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生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，都会对他的人生理想追求，有重要的影响。

各种追求不是截然分开的，人在不同时间段，可以有多种追求，但是只能以一种为主。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人的年龄、需要和经历都会有所变化，因而追求就有可能调整、升华和转化。

也许，成年后重大的人生或社会变故，生活环境的长期改变，或者已经达到了某种预定的目标，也会改变一个人的追求；但是，意志坚定的人，目标无止境的人，是可以坚持到底的，他可以不为环境所动。

但愿我们的祖国，什么时候能够摆脱“一切向钱看”的困境，让人们有丰富多彩的人生追求。

 （沈纪鸣·2008-08-21）   

几天来，有关台湾陈水扁一家的报道，冲击着我的眼睛和心灵。这个一生追求权力和金钱的人，也确实曾经得到了他要的东西：从一介贫苦农民的儿子，一直做到台湾“总统”的职位，还有合法非法所得，明里看已经有10多亿新台币，并且在不断地增加中，据说可能高达百亿以上。

但是，他和他的一家，包括其儿女亲家，以及妻舅，却被这场罕见的丑闻所困扰。也许，他和他的家人，今后将在牢狱里度过。

而更为恐怖的是，他以及他的家人，从此以后将永远生活在胆战心惊中，生活在台湾人民、包括曾经是他的死忠支持者的一片骂声中。他势将成为“四百年台湾历史第一罪人”，这顶大帽子将使陈水扁及其子孙永远蒙羞，受世人的鄙夷与指摘。

有人说，这是“现世报”，是“眼看着起高楼，眼看着楼倒掉！”

朋友你说说，他得到了什么？！而一个人的一生，到底应该追求什么呢？ 

毫无疑问，近年来，金钱成了中国人的普遍追求。由于中国人曾经的贫困，改革开放以前很多人饭都吃不饱的记忆，特别是“先富起来”的号召，使得几乎全国官民都投入到这场热潮中去。

在追逐金钱的游戏中，一小部分人谨守“君子爱财、取之有道”的圣训，艰难地挣扎着。

另一小部分人，则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，特别是权力资源，进行权钱交易，疯狂掠夺本来属于人民的财富；没有资源或者资源不足的，便大搞坑蒙拐骗、假冒伪劣，总之，为了钱，良心和面孔都可以不要了。此类例子很多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而大部分人，一方面义正词严地谴责那些不良行为，另一方面，自己如果有机会，也会来一点类似的东西，但是他们一般不会搞得太过分。他们是还有良心的人，只是社会潮流和风气，让他们不得不随风而动，他们在这点上是无辜的。

笔者认识一个机关单位，其前任一把手系由纪委书记改任，对上级要求分毫不差地执行，对下级则极端刻薄古板，尤其是经济上非常苛刻，绝对是单位上下大家一起廉政。只有上级来人时，有一些很小型的例行招待。以至于弄得大家群起而攻之，最终不得不下台了事。

而后任领导则比较乖巧，他想方设法地为单位搞灰色收入，让员工每月多收几百元，当然他自己会更多一些，上级来人招待得更好一些。所以群情振奋，各项工作都干得很出色，他自己也多次立功受奖。

市场经济的现实，驱动着人人都朝利益最大化努力，而30年来（甚至60年来）缺乏道德教育，让中国人丧失了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。特别是一部分官员，在缺乏制约的情况下，不择手段地与不良商人搞权钱交易，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，这就是全民向钱看的根源。

此外，有人追求权力和虚荣，有人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，有人追求成名成家，也有人追求爱情美满家庭幸福，或者追求一生平平淡淡、平平安安。然而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这些各种各样的追求，绝大部分最终都归结为对金钱的追求，这就是可悲的现实状况。 

但很庆幸的是，至少还有一小部分中国人，谨守着自己的良心，遵照祖先的遗训，认真地实践着自己的梦想。

他们追求事业成功，但那不是赚更多的钱，更不做金钱的奴隶，而是为了光宗耀祖，扬名天下，因而他们决不做昧良心的事，以免玷污了自己的清白名声。

他们追求“立功、立言、立德”的古训，能够做到“达则兼顾天下、穷则独善其身”，在人格道德上尽量完美无缺。

而他们的目的，是“丈夫处世兮立功名、立功名兮慰平生”，也就是说，是为了自我理想的实现。

假如他们有了很多钱，他们是不会追求感官刺激，不会追求过分的物质享受，而是想着如何回报师长亲友、回报单位组织、回报家乡、社会和国家，或者捐献给慈善事业。

假如他们有了知识，他们决不会充当权贵的鹰犬，对人民张牙舞爪，在思想上理论上搞乱民众心理，或利用技术专长向人民过度索取；而是兢兢业业地从事科学研究、或从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。

假如他们有了权力，他们决不会利用职权谋取私利，而是利用职权为民谋取福利、造福一方百姓，甚至到呕心沥血的地步。一方面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，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心中的梦想，也许他们做到这一些的时候，他们的内心是无比的快乐与幸福。

总而言之，他们追求自身形象的完美，追求自己道德的完善，追求为亲友、乃至为国家为人民作更多的奉献。至少，他会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，会认为自己一生是有价值的。

这是中国的脊梁，中国的希望，中国人的骄傲！但是，他们往往不被人理解，被斥之为“古板”、“迂腐”，“不懂得与时俱进”，更不为官场主流所容纳，这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。

从西人马斯诺的需要层次论来看，笔者更为崇尚后者。

需要层次论说，人的第一层次需要，是生存的需要；第二层次的需要，是安全的需要；第三层次的需要，是社交的需要，第四层次的需要，是尊重和自尊的需要，而最高层次的需要，是自我实现的需要。

因为，人首先必须求生存，这是压倒一切的第一需要；在能够生存的情况下，就要求安全保障，追求生命活动的可持续；当安全有了一定保障后，由于人的自然属性，必然需要朋友和亲人，也就是说需要社交；当有了社交后，他必然要追求受人尊重，同时也有了自尊心；

当他已经很受人尊重以后，他就会追求他心中的愿望实现，这个时候，他可能不会追随社会的潮流或别人的议论，而专心从事他梦中的理想事业了。

按此观点来看，追逐金钱主要还是为了安全的需要，因为穷过，所以害怕以后再穷，害怕子孙受穷，所以拼命赚钱。进一步说，也不过是为了社交，为了在别人面前显摆装阔气而已，最多在第三和第四层次之间。

而追求感官刺激，吃喝玩乐嫖赌毒，无非是生存需要的扩大化、深入化而已，前几项有节制时是正常的，过分了就不正常啦！而后几项则完全是生存需要的异化，不值得一提。

追求权力和虚荣，比第三层次需要高一些，但是达不到第四层次的需要。追求爱情美满和家庭幸福，也是属于第三和第四层次之间的东西，因为一个完美的、有作为的人，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。

追求成名成家，是第四层次的需要。

唯有追求为他人（从自己热爱的师长亲友，到自己的同事乡亲，乃至自己的同胞国民）效力，为报效祖国奉献，为自身形象完美的人，才是达到最高层次的需要。而只有达到最高层次需要的人，才能体会那种美妙的幸福和快乐的感觉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已经没有了物质利益和金钱的斤斤计较，身体享受也不是可以引起兴奋的东西了。

其实人的一生，吃不过三餐，美食佳爻也一样化作排泄物；睡不过两三平方，趟在金山银山上又有何益？生不带来、死不带去，唯有你给亲友，给人世间留下美好的东西，也许可以存在得更长久一些呢，当然恶名也是一样久留的！

（备注：照片来自网络）

 （沈纪鸣·2008-08-19）    

似乎是命里注定，阿扁与马英九天生有缘分。台北市长由阿扁交给小马。“总统”也同样是由阿扁交给小马。这还不算，每当小马遇到困难，都是阿扁给了他最大的帮助，尽管这不是两个人的本意。

过去的几年，小马塑造清廉的形象，得益于阿扁的反衬，因而得到了成功。小马塑造的尊重法律、温文尔雅的形象，也由于阿扁的胡作非为，得到强烈的对比而成功。

当然更重要的是大选，小马本来没有多少政绩和能力可言，而且小马与对手谢长廷的政策又很贴近，没有更多的特色。然而两人的得票差距却很大，根源在于谢被阿扁拖累了。台湾民众把对阿扁8年来的怨气，发泄到民进党身上，从而促成了小马的胜利。 

小马当选以后，还不足百日，却因为刘兆玄的内阁，对民生问题处理不善，遭遇台湾民众的“呛声”，民调支持度下降到了危险的低点。而与此相反，民进党新党魁蔡英文的民调却节节攀升，甚至连宣布退出政治的谢长廷，也曾一度想复出。

除此之外，李登辉的台联党，还有想翻身的民进党，都在酝酿举行反马大示威，而且得到了很多台湾民众的支持。

而在蓝营内部，由于小马刻意与国民党保持距离，试图当“全民总统”，而激发了很多蓝营“立委”的反弹，甚至把小马提名的副“监察院长”给否决了，所以情况也不乐观。

因此，小马不得不在前几天，对“国务机要费”档案进行解密，以图转移视线、转移焦点。

正在此时，阿扁的新弊案爆发，使得整个台湾社会，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了。我想除了阿扁一家内心的痛苦，除了民进党私下大呼冤枉外，小马的团队一定高兴得夜里都睡不着觉哩！ 

笔者预计，小马不会逞一时之快，把阿扁送进大牢，他会充分利用阿扁的剩余价值。

因为他四年的任期才开始，因为他的执政团队能力有限，因为对手还很多，更因为他还想4年之后继续连任。

所以他一定会装作很公正的样子，假惺惺地要求检调单位认真办案，慢慢地拖时间。只有在需要的时候，特别是在他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，为了转移焦点，才会有新的进展。

而且，为了他自己的形象，他也不会由自己或他的团队出手攻击，而会让蓝营的立委们出手。而那些立委们也需要有点事，来不断地增加自己的曝光度，所以他们之间会很好地配合的。

笔者认为：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，民众最在意的是民生水平的升降，民意最反对的是官员腐败和卖国。

阿扁执政的8年，台湾的民生水平没有很大的进展，对比周围国家和地区更显得落后了；同时阿扁的贪污腐败行为，惹得台湾天怒人怨。

而这一次，由于他的海外帐户，让台湾人民认定他原来不是“爱台湾”，而是想逃跑、想转移财产，是卖国行为。所以不但是蓝营，而且许多深绿的人士，也产生了愤怒。

阿扁这回死定了，并且没有翻身的机会了，这也是他搞台独倒行逆施的报应。

(备注：照片来自网络)

 （沈纪鸣·2008-08-17）   

笔者也来谈谈个人的看法。 

第一，郎平已经不是过去的郎平。

过去曾经为国拼搏、为国家获得荣誉、同时国家也给她很高荣誉的英雄郎平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

现在的珍妮·郎平是华裔美国人，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人。她对记者说话用英语，带领的是美国排球队，她的国籍是美国，中国只是她曾经的祖国。也就是说，她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了，她只是中国人的亲戚，就象中国的蒙古族人是蒙古国的亲戚、中国的朝鲜族人是朝鲜和韩国的亲戚一样。

请看她加入美国国籍时的誓言：“我在这里郑重的宣誓：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、君主、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，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，对抗国內和国外所有的敌人。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。当法律要求時，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，当法律要求時，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軍事服务，当法律要求時，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，我在此自由宣誓，绝无任何心智障碍、藉口或保留，請上帝帮我。”

作为一个美国人，郎平是忠于美国利益的；作为一个美国排球队的教练，郎平是敬业的。对此，我们只有表示尊重，没有任何谩骂的理由。我们应该象看待一个一般的外国人一样看待郎平，以平常心对待之。当然，也没有必要去赞扬她，她的表现，自有美国人为她打分。

放弃过去对郎平的情感吧！就象一对已经离婚的夫妻一样，忘记一切恩怨情仇吧！不要象对待仇人一样地谩骂与仇视她，也不要象对民族英雄一样地称赞她的潇洒和优秀，要象看待一个普通的外国人一样看待她！ 

第二，郎平有权选择她的国籍。

首先，郎平不是官员，只有官员不能选择外国国籍，这是国际惯例，我们应该痛骂的是官员拥有外国护照。中国法律没有不允许普通公民放弃中国国籍、而选择外国国籍的规定，所以这是她的自由。

至于说国家培养了郎平，她不应该背叛国家一说。我认为，是国家培养了她，但是她也已经多次回报了国家，撇开当排球队员的时候不说，即使后来出国后，也多次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执教，为国效力，可以说已经扯平两清了，不存在背叛一说。

假如国家排球队与郎平有约定，假如国家与郎平有约定，她违反了约定那叫背叛。假如没有约定，则不叫背叛。换句话说即使算是背叛，也只是情感的背叛，但却是合法的背叛。

我想假如所有国家培养的人才，都能够象郎平这样对国家进行回报，那中国已经比现在进步多了。抛开那些只对国家索取、没有回报的人不批评，撇开那些腐败分子不批评，而去批评甚至谩骂郎平，是不公平也是不公正的。

至于一些人无论祖国多困难，也要选择留在祖国效力，这种精神值得赞扬，值得宣传、鼓励、学习。但这在现在的世界，只能是一部分的民族先进人物所为，而不可能是对全体人民的统一要求。

中国不是北朝鲜，也不是文/革前的时代，不能把所有选择出国的人，统统说成是叛国而给以严厉惩罚。中国允许公民变更国籍，是符合当今世界潮流的。

应该说，除了少数的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（这少数也有几百万人哦），加入外国国籍或持有外国护照，是出于不正当动机外；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加入外国国籍，持有外国护照或绿卡，仅仅是为了取得更高的收入，或者是为了在旅行签证时更为方便。既然国家没有限制，我们也就宽容一些吧，不必对此说三道四的。

只是我们希望，出去的更多的是普通人，精英能够留下来。 

第三，留住精英靠大环境。

至于郎平作为精英，不选择留在祖国而去了美国。笔者认为更应该反思的，是我们自己国内一些单位的很普遍的做法，不但留不住人才，更是伤了很多愿意报国的人的心。

即使你是前冠军，只要你退役后没有加入官员队伍，只有你没有经商成功，就注定下半辈子的痛苦，看看一些前冠军们的惨淡生活水平，就明白一切了。

更深入地说，当年新中国建立，为什么许多海外华人放弃优厚待遇，选择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，是因为当时的祖国有很强的凝聚力，祖国也需要他们回来效力。

然而如今的大环境，为什么许多人才和精英，纷纷选择出国定居，为他国效力，这难道不值得当局和民众反思么！我们中国不是仅仅因为收入低，而是在很多方面，已经失去了凝聚力啊！

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人携带大量资产出国，其中有很多不是合法的，应该请政府部门严格审查追究。

从另一个角度说，中国人这么多，应该让一些仅仅为了增加收入的普通人出国，对国家对人民是有很大的好处的。好处表现在：1、让中国人遍布世界，传播中华文明，壮我中华力量，并借以“报复”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压制；2、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，或多或少对祖国有着感情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，除了个别的无耻之徒，一般都会选择回报祖国，这有历史事实作为证明；3、缓解了中国计划生育和生存环境的压力，同时他们赚的钱汇回国，支援了他们的亲友和家乡建设。

（沈纪鸣·2008-08-15）

笔者前几天夜里，感觉胸部有点疼痛，次日已经有所好转，但太太不放心，一定要我去看医生，并且联系了一个认识的主任医生。

应该说这位认识的医生，对我决不会有开大方、开提取回扣药品的可能。但是一场病看下来，还是让我生出很多感慨。

首先是现在的医生，直观的判断病情的能力在下降。比如过去的医生，能够通过问、触、看等等直观手段，基本上判断病情，包括病的种类和程度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切基本上省略了，变成了开检查单子。这一次，我开了心电图和胸片，有初步结果后，医生觉得还不能说明问题，又加开了CT，光检查费用就1000多元。

一方面是检查手段多了，客观上使医生更依赖仪器检查，而使自己直观分析判断能力下降（就是没有考虑会让病人支出大大增加）；另一方面，医患纠纷的增加，使的医生更加不敢在没有检查凭据的情况下作判断了，即使此时他已经可以确定病情。这时候，检查手段不是为了判断，而是为了避免官司了。

也许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医院购买了仪器设备，就明里暗里鼓励医生使用，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，客观上造成了医院只管自己的经济效益，而不管病人是否有能力支付费用。 

接下来，医生告诉我说是轻微的肺炎，需要吃药并挂瓶。于是他给我开了7天的药，又是1000多元。这样一来，检查加治疗一共接近3000元。

应该说象此类小病，在医疗改革以前，最多几十块钱就可以搞定。可是现在，一方面那种便宜的有疗效的基础类药品常常缺货，另一方面，药厂鼓励医生开贵的药并给予高回扣。而那些疗效略有改善的药品，价格比基础药品成倍、成10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长（我这里说的“基础药品”指的是价格最低的同类产品）。

应该说此次，医生没有给我开有回扣的药品，但是由于重视疗效，也考虑基础药品缺货，开了一些一般的常用的药品。真不知道假如开那种有回扣的药品，这病1万元是否看得下来。

一个简单的、轻微的炎症，就花了这么多的钱。可是在我居住的小区，门卫一个月才800元收入，而且他还有妻儿。我想假如他得了这病，要么就去抓几副中药，要么就只好硬抗着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医决不可废除，同时中医决不可西医化、高档化。

联想到在中国，人民中大部分是低收入者，一部分是中间收入者，只有少数才是高收入的富人。而医院在医疗改革后的做法，无疑是把所有病人当富人看待了。

我曾多次亲眼看到、亲耳听到，许多普通人求医生开最便宜的药品，而医生很多在开药以前也常常问有否医保；并多次亲眼看到听到一些病人，含泪不治而回，原因就是缺钱，而这些病在以前，是普通人可以看得起的。

就算你是中产阶级，只要一场大病，就会马上变成穷人。比如现在的的住院，一天开支常常在1000元上下。一场中等的病，住院1个月，几万块没了；一场大病，花10 几万，几十万，是很正常的。 

在当下的中国，为了治病，以笔者所在的并不是最富裕的沿海地区为例，大约的情况是：小病几百几千元，中病要花几万元，大病一场几十万。

所以结论是，中国大部分的普通民众，生不起一般的中病，最多只能允许生小病；中国小部分的中产阶级，可以生一般的中病，但是不能生大病，否则将马上变成赤贫的穷人。而允许生大病的，只能是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富人。

但是，往往是穷人很容易生病，所以我们常常在生活中、在媒体上、在网络上遇到很多呼吁救助的消息。笔者本人在生活中、在网络上，也曾经多次捐款，向那些人提供帮助。

而笔者本人，却曾经是个重病人，即使现在，也还有很多后遗症需要治疗。所以自己看病加上向亲友提供支援，让笔者的支出增加很多，这样一来，即使其它方面省吃俭用，腰上的荷包也一直鼓不起来!

庆幸的是，在笔者过去生大病的时候，单位是医疗费用全包。可是后来一直到现在，表面上说象我这样老资格的员工，可以报销75 %，而事实上大约只能报销一半，因为有一些费用和药品，是不允许报销的。而那些年轻员工，甚至只报销15%呢！

听说在香港、在西方一些高福利国家，甚至象古巴、朝鲜那样的穷国家，普通人包括穷人，看病可以不花钱；只有你需要更好的服务、更好的药品时，才需要自己花钱。

我想，咱们中国，不是说改革开放成绩巨大么，怎么连那些穷国家都不如呢？或者说是市场经济让政府只懂得收钱，而忘了“为人民服务”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呢！

听说政府已经公开承认，过去的医疗改革是失败的。那么今后怎么改，我们拭目以待，可惜的是现在正在生病的那些人，也许他们等不到那一天了！

（沈纪鸣·2008-08-13）     

自笔者几年前离开岗位后，所在单位就全面实行了“干部异地交流”制度。而在这以前，只有一个地方缺乏称职的人选时，才从异地调动干部任职。现在则不同，不管你是否称职，都要异地调动任职。尤其是提职的人员，必须经过异地交流这一关。

由于单位跨越4省1市，所以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，很多人为了工作，服从组织需要，背井离乡到异地任职。

干部异地交流制度，其实不是这几年才兴起的，它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。由于中国历来实行中央集权制度，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、不服从中央管理，所以县级以上的官员，都由中央直接委派，并基本上是异地人任职。

与笔者单位一样的一些国务院部委直属事业单位，则更早一些就实行了异地交流制度。笔者认识的一个单位，在福州厦门都有分支机构，前几年两地一把手互调，为了既满足工作需要，又能照顾个人生活和家庭，上级每月另外支付1500元，租用公寓给他们个人休息，或家属来团聚时居住。

但是他们并不满意，经过争取，除了上述待遇不变外，上级默许他们周末回家团聚。于是他们互相约定，每周五下午提早下班，乘坐单位小车回家，半路上交换车子（因为司机是本地人）。福州和厦门距离300公里，走高速公路3个多小时可到，所以他们周五基本上都能回家吃晚饭。周一早晨提早一些，也能在上午赶到单位上班。

当时笔者听到了他们单位的一些群众议论，说是：“干部交流，浪费汽油；周一周五，汽车旅游！”但是他们的上级坚持认为，为了防止地方主义，防止拉帮结伙，这样做值得。

也许，干部异地交流，官员异地当官，是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罢！

其实，关键还在于：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在，实行的都是官员终身制，都是中央集权制。改革开放以前，是可以任职到死；改革开放以后，虽然实行了任期制，虽然实行了到年龄即离退休的制度，但是一个官员一旦当上官员，则只要不犯严重错误，就永远是官员，并且任用罢免权不在民众而在于上级。

这样一来，如果不异地交流调动，就会在一个地方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集团，所以为了维持上级权威，必须对官员调动交流，借以打破这种现象。 

我们再来看看外国，在所谓的“民主国家”，基本上实行的是“程序性民主”，即官员由民众投票直接选举的制度（有的大国国家级别领导人是间接选举）；并且还实行“地方自治”，即地方首长由当地选举，而不由中央指派。

在这种制度下，如果你想当地方首长，你必须是当地人，至少必须在当地有住房并居住一定时间以上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熟悉当地的情况，当地居民才能熟悉你；并且假如你当选，你才能设身处地为当地人民谋利益。

在这种制度下，是决不允许有“空降官员”的存在的，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相反。在中国，即使你是当地人大选举通过的，只要“工作需要”，组织部一纸调令，就可以不考虑什么任期，从一个地方调动到另一个地方任职。这就叫做“党管干部”。

也有一种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模式。比如在俄罗斯，前苏联解体后，仿照西方模式，地方首长改为选举。但是，普京执政后，考虑到俄罗斯地域宽阔、民族繁多，为了加强中央权力，防止已经出现的地方“独立”倾向继续增强，将全国划分为7个“大区”，由中央指派领导人而不搞选举，而在其属下的一级地方政府，仍继续实行选举制度。

两种做法，各有利弊。

对于一日入仕、终身为官的制度来说，必然要实行异地交流调动。在这种制度下，事实上以任命制为主，因为如果搞选举，终身为官则不可能存在。至于人大选举，大家都知道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，虽然这几年，形式中逐渐有了一些实质的内容。

如果不搞官员交流调动，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，一定会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，甚至成为鱼肉乡民的地方一霸、独立王国，并会明里暗里对抗上级的权威。

至于交流调动的成本增加，以及异地为官者只对上级负责，不对当地民众负责和不为地方利益着想的行为，则是此种制度必须支付的代价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任命制比选举制，更容易造成腐败，因为在此制度下，官员只对上级负责，而不必顾及民众，但是上级是很难具体管理官员的廉洁的，因为上级没有下级那样拥有众多的耳目。仅仅依靠异地交流，很难阻止腐败行为的发生。

当然异地交流，也可以让官员得到更多的磨练，借以增长才干。 

另外，对于有分裂倾向的地方，为了强调中央权威，防止分裂的发生，则地方首长必须由中央指派，不能采取直接选举，也是迫不得已的。

对于没有分裂倾向，而且实行选举任期制、并且限制任期的地方来说，当地人被选举为当地首长是最合适的做法。因为这样一来，第一，官员能对当地民众负责，为当地人民谋利益；第二，官员受当地民众监督，极大地减少了腐败的机会。第三，当人民不满意你时，任期一到就把你换下来；而你如果想继续当官，只要有能力和魅力，换一个地方居住，一段时间后，也可以有资格继续被选举为首长。

当然这样做的后果，可能会造成官员无视上级的现象。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本来只有封建社会，人才会有天生的高低贵贱等级区别；而封建社会以后，从资本主义开始，无论你钱多钱少、权大权小，从人格上说，人人都是平等的嘛，为什么上级一定要高人一等呢？

只要按照法律规定，将必须由上级掌握的权力交给上级和中央（比如国家税收、国防外交等），只要不搞分裂，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好呢！省得像我们的中央领导一样，操这么多的心，累得自己头发白了、身体衰老了。而属下的地方官员，却只懂得自己捞钱，不顾政权的稳定和民心的向背。所以我很赞成在在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，将省以下（不包括省）的地方政府，改为搞地方自治。

（沈纪鸣·2008-08-10） 

笔者的财商历来不高，所以本文不作财富的取得和使用方面论述，而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，谈与财富相关的一些东西。 

首先，据笔者的观察，现代的中国，人民追求财富的意志是不可阻挡的。

因而，虽然有相当多的人，怀念毛时代的政治秩序，怀念那时候的吏治清明，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回到那时候的环境中去。

也就是说，改革开放虽然有很多的缺点，虽然有很多人民痛恨的弊病，但是改革开放的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。原因无他，就是毛时代人民的生活水平太低，根本谈不上拥有财富。

看看我们周围的人，有哪个不想致富？虽然有的人愿望强烈一些，有的人愿望平淡一些；有的人只愿意采用正当的手段，有的人则是为赚钱而不择手段。

具体的事实，比如股市和彩票，中国人拥有股票的比例相当的高，而且很多经济相当差的人狂热地购买股票彩票。

又比如，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一些人，拼命往国外跑，有的甚至借了高利贷并冒生命危险偷渡，并且在沿海有的地方成为民间的风气，为什么？还不都是为了致富！

种种事实说明，无论是否公开承认，中国人民追求财富的愿望是不可阻挡的。假如谁违反了这个意志，谁就将受到民意的惩罚。反之，只要你愿意帮助人民取得财富，无论你是否有真实有效的行动，则将受到民意的拥戴。 

其次，中国政府向资本主义学习探索的道路不可逆转。

在毛时代，中国是坚决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。毛以后不久，中国率先实行改革开放。而改革开放的进程说明，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至少在经济上是这样。虽然在各个不同的时期，有各个时期的新名词新叫法，但是那只是为了应付传统的党内和社会上的势力，其本质上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。

因为世界历史的事实说明：资本主义具备高效率的特征，社会主义具备公平的特征。虽然在短时期内或者个别项目上，社会主义可能具备高效率，但是时间长了或者在大范围内，效率肯定不高，这是事实证明了的；而资本主义的效率则是经常性的比较高。

而在两者的生存竞争中，低效率是要失败的。所以现在除了朝鲜和古巴，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转型了，虽然有的看起来旗号还没有变。但即使是上述两国，也在尝试着要转型呢！

而资本主义在成长过程中，也吸收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，有效地缓解了社会矛盾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，使得革命在这些国家成为不可能。

而恰恰相反的是，中国在这转型的过程中，却把原有的社会公平给丢失了不少，以至于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，各类群体性事件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。

虽然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财富被外资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拿走不少，中国的环境破坏极为惊人，而中国穷人的所得增加过于缓慢；但是中国的国力仍然在强劲地增长中，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仍在增强中，中国民众的财富也在增长中。这些说明，实行资本主义，能够让财富更快地增加。

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，改革开放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实力。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，绝大部分都是因为中央财政亏空造成的，所以为了维持政权的延续性，政府一定愿意采用能增加中央财政的制度。

所以笔者认为：今后的中国，将继续实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做法，并在学习中探索如何缓和社会矛盾。 

仇富是当前社会上流行的“3仇”之一。

应该说，普通民众的仇富，从理性的角度来看，决不是对富人普遍的仇视，而是对于那些财富来历不当、富裕后又为富不仁的人的仇恨。人们对于袁隆平的富裕，不但不仇恨，而且普遍认为他应该享受财富，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。

而仇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。有着以下几种原因：

第一，是中国目前的富人中，有相当一部分，财富来历不正当。他们有的是偷漏税，有的是搞权钱交易，有的是搞假冒伪、欺诈蒙骗，甚至有的是靠克扣拖欠工人工资、残酷地剥削穷人的血汗，而富裕起来的。而普通民众，有的是看不惯那些做法，有的是亲身受过侵害，也有的被害得很悲惨。

第二，中国的一部分富人，在富裕起来后，暴露了很多的劣根性。比如生活上花天酒地、醉生梦死，或在公众面前过度奢侈消费来显摆，“我赚的钱，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”，从来不考虑社会观感。从而使那些辛辛苦苦工作，而生活水平仍然低下的普通民众，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。

第三，由于有上述行为的中国富人，在人数上还不少；同时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的影响，使得仇富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而流行了起来。

仇富的后果，对中国整体是不利的。一方面让富人不安心在中国，这从许多富人拥有外国护照，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可以看出；另一方面，这样一来的后果，将使中国人普遍富裕的进程，大大地延迟了。同时，也不利于国力的增强和国家的凝聚力。

要消除仇富现象，首先是政府要采取措施，严厉打击非法致富的行为，惩罚违法致富的做法，加大不当致富的成本；同时鼓励正当致富的行为，宣传合法致富的典型，对富人的慈善行为给予表彰，切实保护私人合法拥有的财富。

其次，富人们也要注意自身形象，约束自己的行为，提倡合理合法致富，提倡低调享受生活，提倡富而造福一方。

在这些基础上，我想，在舆论引导上稍加工夫，一定可以在普通民众中消除仇富现象。 

均富是中国人历来的一种理想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，起义者大多都打着“均贫富”的旗号。但是，一旦起义成功，统治者是决不会采取均贫富的做法的，因为那不现实。

其实，对于均富，普遍的有一种误解，以为那是说大家的财产都差不多。事实证明，那是任何时候、任何制度下都做不到的。

我们说要提倡“均富”，不是说终点，而是说起点；不是说结果，而是说是机会，均富就是说每个人致富的机会均等，而不是最终拥有财富的均等。

当然结果也要适当顾及，也就是说，竞争的结果，除了出现少数富人之外，大部分人经过努力都可以成为中等收入者，余下的少数因各种因素造成的竞争失败者，比如疾病、残障、衰老以及个别懒汉等，则由政府保证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。

首先是教育机会的平等，不管穷人富人、官员平民的子女，都有受到平等教育的权利，就象毛时代所做的那样。可惜现在的情况，实在令人遗憾。

其次，是创业机会的平等。不能因为出身、背景、权势等等的不同，而使创业的机会和过程充满了不平等。但是，如今实行的权贵资本主义，却在这方面做得很差。

当然，绝对的平等是没有的，但是大致的、大面积的平等是可以做到的。比如政府可以实行基本的教育（包括高等教育）平等制度，给贫困学生补贴或足够的贷款，改善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条件；而富人子女也有机会，可以选择非政府的有高级设施和条件的教育，等等。这些都是政府完全可以做到的，关键是想不想做。

同时也要提倡、鼓励富人家庭出身的人，参与到公众的平等竞争平台来。就象在西方国家，很多大富翁的子女自己打工挣学费，自己筹款创业一样。要让这种做法成为一种风尚和光荣。

（沈纪鸣·2008-08-08）    

看到一些亲友，两代人之间有严重的代沟，常常发生意见分歧乃至冲突，有的甚至发展到对抗性的程度、势同水火，对此笔者很有感慨。在我认为必要的时候，我和太太会及时介入其中参与调解，很多时侯都能获得成功。

成功的原因，在于他们都愿意接受我们的意见。而在调解过程中，我们和他们平等地共同分析分歧和冲突产生的原因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并发表我们对分歧和冲突的看法，供他们参考。

但是更多的时候，是告诉他们沟通的办法，分析的办法，以及如何找到合理结论的方法，由他们自己去具体解决。然后过一段时间再问一下，如果正常则给以赞扬，如有不足则给以指出。

但是有时侯却很不成功，主要的原由在于，也许他们私下认为自己的智慧，决不低于笔者和笔者的太太，而在表面上敷衍听从，背后仍然我行我素，或者自行其是、另搞一套。这样就造成了说的对时，有成效而没有功劳；说不对时，则产生更多地抱怨。

面对这样的状况，有时穷尽我和太太的功力，也是无可奈何，对此我只能仰天长叹，虽然心痛而无能为力。因为病人如果拒绝医生的话，神仙也没办法。

就是我自己，也会时常与太太女儿发生意见分歧和冲突，然而，这就是生活，是毫不奇怪的日常生活。

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，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，有意见分歧乃至冲突是正常的，那说明家庭成员地位平等。至少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弱者，觉得自己也应该是平等的一方。

不同意见的产生，说明了大家都有独立的思考能力，而独立的思考能力，对子女将来的成功，极为重要，尤其应该着力培养。

有意见分歧和冲突不可怕，反而是没有冲突的时候，要考虑家庭气氛是否太专制、或者太独裁了。假如是那样，对子女的成长则极为不利，务必改正之。 

但是，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对待意见分歧和冲突。靠压制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；而互相不服气，互相埋怨，甚至发展成互相之间搞对抗，更不是解决的办法。

前者虽然表面上保持一团和气，但是压抑下一代的思想成长，造成下一代在社会生活中也盲目服从，或者一旦有权有势时便搞独裁；后者不但造成家庭气氛的恶化，生活减少乐趣，更有可能把本来已经不足的成员智慧，都用于内斗中，而不是用于提升自己和家庭的社会地位上，甚至有可能造成悲剧性事件发生。

减少或者解决意见冲突的唯一出路，就是要加强互相之间的沟通，并且成员中的强者，要主动引导大家平等地沟通。

在沟通中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，分析其利弊，接受其中的合理部分，不要怕丢面子。尤其是作为长辈，如果发现晚辈意见有合理的地方，应该感觉高兴才是，要给予鼓励和愉快地接受。

如果发现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，千万不可急躁、不可指责，更不可讥笑与讽刺，那样会造成逆反心理；合适的做法是分析利弊，诱导对方自己认识错误，自己教育自己、提高自己。如果一次不行，那就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以至N次，直到弄通为止。

假如一时不注意发了火，事后应该及时道歉，因为10岁以上的孩子，基本上已经有了自尊心。即使他或者她是你的晚辈，也必须这样做，不能为了所谓的“长辈尊严”而死要面子。

宽容和妥协，是对付意见分歧与冲突的一个好办法。因为人的精力有限，需要集中用于最需要的地方，才能有所成就；所以对于不是很重要的意见分歧和冲突，互相宽容与妥协一下就好，没有必要非得弄个清清楚楚、或者我对你错。 

平等很重要。在平时关系上晚辈必须尊重长辈，长辈必须爱护晚辈，这是人之伦理。但是对于讨论问题，则必须平等，否则极易造成逆反，即使表面没有，心里也会不服气或逆反。如果形成那样的局面，有限的家庭成员的智慧和精力，将有可能基本上消耗于内斗之中去。

只有平等，才有可能真正从本质上解决问题，并发挥所有成员的积极性，齐心协力来共同提升家庭。俗话说，人心齐、泰山移；又说，家和万事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尤其在一些长辈认为很有经验的问题上，看到子女正在走向可能的错误方向，心里焦急是很正常的，有时也经常反映在口头上，多了一些训斥和抱怨，这样一来的效果很可能是反面的。